明末来华耶稣会士与宦官交往评析

明末来华耶稣会士与宦官交往评析 内容提要：明末来华耶稣会士与中国社会上层的接触中，其触角也涉及到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──宦官。耶稣会士初入中国曾受到宦官的刁难，但随着传播宗教的需要，传教士们在晋接官绅时也注意到利用宦官这一权势集团，其后亦有少数宦官信奉了天主教。而耶稣会士与宦官的接触中，对中国封建社会集权专制下的宦官干政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，他们从价值中立的立场对宦官所进行的批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

作者简介：康志杰，1954年生，湖北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

明朝末年，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耶稣会士来到中国，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，也与中国各个社会层面进行了交往，其中亦包括在晚明社会极有影响力的宦官集团（1）。耶稣会士与宦官有哪些交往，他们对宦官作何评价； 而晚明时代的宦官对那些来自“远西”的传教士持什么态度，本文通过耶稣会士与宦官的交往的分析，希望开启晚明社会又一个生动而独特的文化领域。

一、利玛窦在南京结识“冯保”

利玛窦是最早进入中国内陆传教的耶稣会士之一，１５８３年（万历１１年）他在广东肇庆开辟了第一个传教点，以后又去韶州、南昌等地传教。在利玛窦交接的朋友中有南礼部尚书王忠铭，１５９８年６月两人准备一起乘船离开南昌去南京。在商议进北京之后如何活动时，“尚书建议，一座钟送给皇宫的主管，另一座钟送给宫中的一个太监。

”（2） 王尚书将西方“奇器”作为礼品送往宫中的建议启发了精明的利玛窦，使其明白了要把天主福音带到中国皇帝的身边，必须打通宦官这一至关重要的关节。因而利玛窦到南京以后，就注意接交有权势的宦官。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第六章记载利子在南京时，认识了一位有权势的老人：（这）“是一个几乎拥有无限权力的人，他就是皇宫的太监总管。他管理着京城内的几千名太监。他还管理着京城各城门的税收……这个人还兼有各种职务，他总是大肆耀武扬威，显示自己的权力。他上了年纪，有点老朽，象一切宫庭太监一样，他也有些谄上欺下，在接待利玛窦神父时就表现了这种性格。他的几个手下人吩咐利玛窦要用一定的头衔呼他，诸如殿下之类……这位太监头子耳朵重听，有名助手在他耳边说话，想来是重述神父的谈话内容。在最初晋见时，利玛窦就按照习俗主动地祝愿主人千岁。老人听到这种祝愿，十分高兴，会见结束时就拿出一件厚礼送给利玛窦神父。神父没有接受，也没有答应把主人所要的玻璃三棱镜送给主人。这是他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这位总管太监。（3） 是书译者在注释中说利子结交的这位“拥有无限权力”的“太监总管”为大宦官冯保。征以有关资料，知此说不确。冯保是万历初年司礼监掌印太监，极有权势。明神宗幼年即位，冯保矫称先帝遗诏，得以与阁臣同受顾命辅政。冯保先是凭侍皇太后李氏的宠信，与大学士张居正结党，既掌司礼，又督东厂，兼总内外，权势日张。后与张居正联手陷害内阁首辅高拱，并将其驱逐出朝廷。以后，冯保内侍李太后，外倚张居正，挟制幼帝，皇帝“有所赏罚，非出（冯）保口，无敢行者。”（4）但至万历１０年（１５８２年），张居正病死，李太后时已久归政，冯保遂失去依凭的靠山，明神宗将冯保谪贬南京闲住，并尽籍其家，“久之乃死。其弟佑、从子邦宁并官都督，削职下狱，瘐死。”（5）冯保其罪过殃及亲属，可见神宗皇帝积怒之深。 而利玛窦在南京所见此老宦官既管理城内众太监，又负责城门税收，其权力之大，炙手可热，那位被万历贬在南京的冯保决不可能有如此大的权力和声势。此其一； 其二，利玛窦本人并没有说明与这位老宦官的姓名以及见面的具体时间，这就需要将利玛窦到南京的时间线索作一次简单的梳理： 利玛窦一生到过南京三次。第一次在万历２３年，只住了３月，就返回南昌。第二次是万历２６年，愈两月北上进京，进京计划流产后，即下江南传教，万历２７年（１５９９）第三次居住南京。这一次才真正结交名流，传播西学，并买房。定居。从利玛窦第三次在南京的活动，可以推断与这位老宦官相识的时间大约是在１５９９年至１６００年二度进京之前这段时间内。 冯保在万历１０年案发后贬南京，其最后的结局谈迁《国榷》有两处记载： 卷７２“万历十一年正月戊辰条”云：“冯保、冯邦宁并瘐死。” 卷７３“万历十四年八月癸亥条”又云：“南京奉御冯保专恣，戍孝陵，其党客用杖八十，受役。” 若按第一种说法，冯保在万历１１年（１５８３年）就死于大牢，时年利玛窦刚刚进入中国内陆，正在广东肇庆传教，那么利玛窦根本不可能认识冯保；若按第二种说法，冯保于万历１４年（１５８６年）受重役，此时利玛窦仍在肇庆。从万历１４年到万历２７年利玛窦第三次至南京，中间有１３年时间，风烛残年的老宦官在其家被籍的境况下恐怕难以挨到与利玛窦见面。本文旨在论说明代宦官与耶稣会士的关系，这位老宦官究竟是何人，此处无关大要。该老阉在见到利玛窦那一刻，又是要利子称“千岁”，又是想得到西洋三棱镜，宦官的专横贪婪在利子的笔下暴露无遗。